张贤亮（1936年12月一2014年9月27日），男，国家一级作家、收藏家、书法家。生于江苏南京，祖籍江苏省盱眙县。代表作：《灵与肉》《绿化树》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等，立体文学作品：镇北堡西部影城、老银川一条街。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，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，先当农民后任教员。1957年在“反右运动”中因发表诗歌《大风歌》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押送农场“劳动改造” 长达22年。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，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、散文、评论、电影剧本，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。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、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。2014年9月27日，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，享年78岁。
“他来了，又走了”
——我与张贤亮交往的一些往事
庄电一
“他来了，又走了。”这是张贤亮让儿子刻在自己墓碑上的话。一转眼，著名作家张贤亮逝世（2014年9月27日）已经六年了。对他的过早离世，我一直感到遗憾、感到惋惜。与张贤亮交往的一些往事，也常常浮现在眼前。
我是1985年担任光明日报常驻宁夏记者的，而张贤亮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了。此前，我也是个文学青年，所以对他的文学创作很关注。早在1980年前后，我就读过他发表在《宁夏文艺》（文学刊物《朔方》的前身）上的小说《吉普赛人》《邢老汉和狗的故事》《在这样的春天里》，不仅对他的小说印象很深，而且对他本人也充满着敬意，不仅与好友一起议论过他的作品，而且曾有写评论文章的冲动。1983年，我参加了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期“当代文学讲习班”，当代文坛上创作活跃的作家及其作品，都被与会者所关注。在活动期间，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谈论张贤亮的作品，还有一些外地与会人员向我问起张贤亮的情况。1984年，小说《绿化树》发表后，中国青年报曾经开辟专栏进行为期达数月的讨论，我也给予了密切关注。
到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工作后，我与他有了许多次正面接触的机会，但我一直没有与他做深入的交流。当记者几年了，我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贴上去，粘着要宣传他的文学成就，甚至没有为他写过一个字的报道。有的记者把张贤亮当做“新闻的富矿”，总在他身上挖掘新闻，而我却视而不见，更不曾采访他。之所以这样，与我的性格和理念有关，因为我一向不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。当时，张贤亮的名气已经很大，在国内外都有不小的影响，根本不需要我再做什么宣传，即使为他写些不痛不痒的文字，对他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和影响。所以，我只是在一旁静静地欣赏他的创作成就。
我对张贤亮的第一次采访，已经到了1989年了。此时，张贤亮文学创作的高峰已经过去了，而我这次对他的采访，却不是介绍他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状况的，而是专门“找茬”、让他回答社会质疑的。
在此之前的1988年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。为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，有关部门决定拍摄一部献礼影片。从决定拍片到剧本创作，时间很紧。尽管有许多人都有创作热情，也拿出了很多剧本，但有关负责人都认为不理想。怎么办？有关负责人不得不请颇负盛名的张贤亮出马。张贤亮临危受命，不讲条件，立即投入创作，很快便拿出了电影剧本并审查通过。定名为《我们是世界》的电影，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这部被宁夏寄予厚望的电影，在看片订货会上却颇受冷遇。尽管张贤亮本人也到场向各地电影公司经理宣传推介，但外地电影公司并不买账。不能让《我们是世界》零拷贝！宁夏有关人员感觉情况不妙，“当机立断”：自己买两个拷贝！那么，这个仓促拍成的影片，放映情况怎样？据有关部门统计：在宁夏城乡放映总共没超过10场，观众总共也只有几百人。对此，宁夏社会各界议论纷纷。电影有什么问题，为什么会这样惨？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？作为常驻宁夏的记者，我感到自己有责任通过自己的采访、报道来回答社会各界的关切。当时，我还是一个“初出茅庐”的年轻记者，经验、能力都不足，但还是想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。对这次采访，我做了充分准备，甚至担心会被拒绝。但是，出乎预料，张贤亮不仅爽快地答应我的采访，而且始终态度平和，即使对我毫不掩饰的提问，他也给予正面回答，不做无谓的辩解。采访如此顺利，是我没有预料的。这个采访，虽然过去30多年了，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接受采访时的神态和豁达。这次，他既没有为采访设限，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，甚至没有要求审稿，但我为了稳妥起见，还是把写好的稿件送他审阅。记得他读到“有人认为，电影《牧马人》高于原作《灵与肉》，而电影《我们是世界》则低于原作”时，他停下来问我:“谁说《牧马人》高于原作？我就不这么认为！”我回应他说:“这是你个人的看法。你不能要求别人的看法都跟你相同！”他笑了:“那好吧。你就保留这段话。” 因为张贤亮的豁达大度，我原来预想的艰难的采访，竟然出人意料地顺利。
完成了这个关键的采访之后，我对其他人的采访就更有信心了，写起来也更加从容了。当《对电影【我们是世界】的思考》在光明日报刊登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时，张贤亮并没有对我表示任何不满。相反，我们自此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关系。了解到他近期文学创作和一部原稿丢失的情况，我在光明日报上还发了一篇独家新闻：张贤亮新作《习惯死亡》将出版。
因为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就在自治区文联后院办公，我常常与张贤亮不期而遇。每一次，他都主动与我聊几句，提供一点新闻线索。有时，他会对社会问题谈些看法，希望我给予关注、做些报道。
由于与张贤亮熟悉了，我与他的交往也变得很随意。有一次，我推开他的办公室，见来访的陕西作家陈忠实在座，二人相谈甚欢，便欲转身离开。张贤亮热情地叫我坐下一块交谈。他不但热情地向我介绍了陈忠实，而且把我介绍给了陈忠实，言谈中对我也有一些肯定的词语。他非常诚恳地建议我采访、报道陈忠实，却绝口不提自己。他对陈忠实的欣赏和推崇溢于言表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主要外景地取自宁夏的电影《红高粱》在德国柏林斩获大奖，此前此后，到宁夏拍电影、拍电视的剧组不少。而《红高粱》的大部分镜头是在银川市西郊、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拍摄的。1992年10月，光明日报社两位女记者一到银川，就向我提出要去镇北堡看看，我满足了她们的要求，亲自陪同前往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镇北堡，那时的镇北堡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旧城堡，已废弃多年。以往，就是银川人也很少涉足。呈现在我眼前的镇北堡，是一片衰败的景象。自电影《红高粱》获奖之后，才有极少数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前往，我敏感地意识到：影视界比肩接踵地到宁夏取景拍片、《红高粱》还获得了国际大奖是宣传宁夏的好素材，于是，我迅速写出两稿，很快就刊登出来了。其中《【红高粱】“红”了镇北堡》刊登在光明日报上，《影视界看好宁夏“外景地”》刊登在人民日报上。因为镇北堡在镇北堡林草试验场境内，时任场长袁进琳（此后曾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秘书长等职）不仅关注了我的报道，而且大受启发。于是，他就此提出恢复拍摄景点发展旅游产业的创意，很快便得到自治区农建委、宁夏电视台、宁夏日报、贺兰山宾馆等十余家单位的积极响应。那次，袁进琳一见到我就对我表示感谢。他说为了宣传、促成此事，他把我发表的相关报道复印了二百多份，大量散发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在具体筹划过程中，大家一致认为，此事要想成功，必须发挥名人效应，非请张贤亮出马不可。张贤亮闻讯，欣然受邀，牵头组织。
第一次筹备会是在镇北堡林草试验场内两间红砖小平房里举行的，此时已是1993年2月初了，记得当时天气很冷，房间里用的还是土炉子。我因为有相关报道便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到会，也是到场的唯一记者，会后形成的会议纪要也提到了我的名字。也就是在这个会上，我才与袁进琳结识，他对我的两篇报道赞赏有加。记得张贤亮在会上做了鼓舞人心的发言，不仅得到了广泛认同，而且激发了在场的所有人干事创业的热情，人人摩拳擦掌，都有准备大干一番的劲头。我也深受感染，当即发出独家新闻：《宁夏拟建西部影视城》（载1993年2月6日光明日报）
为了筹集影视城建设资金，张贤亮慷慨解囊，不仅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稿费，而且通过境外的朋友筹集资金。我对此给予了配合和呼应，继《宁夏拟建西部影视城》见报十几天后又做出跟踪报道：《中国西部影视城第一笔外资到位》（载1993年2月13日光明日报）。此后，在影视城筹建中开机拍摄第一部电影，我以《影片【老人与狗】引人注目》为题做出报道（载1993年4月19日光明日报）。张贤亮果然不负众望，让两座废弃的明代古城堡“摇身一变”，变成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和旅游景点。西部影视城开门迎客后，我又写出《华夏西部影视城在银川落成》（载1993年9月23日光明日报）《“土”味滋润出荣誉——华夏西部影视城参观记》（载1993年10月9日《新闻出版报》）。
如今，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成为5A级旅游景区，而且是宁夏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，是到宁夏旅游的游客必到之地。在那里拍摄的影片也超过百部了。这里想多说一句，尽管我为此也出了一点力，但我此后带亲友前去时，都是自己买票，既没有麻烦过张贤亮，也没有通过其它途径寻求额外照顾。
尽管是由张贤亮挂帅，尽管张贤亮的能量和影响力非一般人可比，但西部影视城的建设还是遇到了不少难题。而解决这些难题，张贤亮也常常感到为难。有一天，张贤亮拿着几份材料到我的办公室寻求帮助。原来，是住在旧城堡里的几个放羊户说什么也不肯搬走，人们一走进去就能闻到浓浓的羊粪味。这倒还在其次，最让人苦恼的是，前来拍片的剧组常常受到这些住户的干扰，只要有镜头在他们的门前晃过，就得交钱。不给钱就不让拍摄。对我说到这些情况时，张贤亮也是一脸无奈。他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，将这些住户尽快迁出。对张贤亮的要求，我给予充分的理解，也尽力做了一点可能没起什么作用的工作。令人欣慰的是，经过有关方面的不懈努力，镇北堡包括几群羊在内的所有“居民”还是全部搬出去了，镇北堡里的羊粪味闻不到了，也更像一个拍摄基地和旅游景点了。
“超期服役”的张贤亮在换届后不再担任宁夏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，我在文联换届会议上听到了他退休的感言，随即在会下对他做了简单的采访，有感于他良好的心态，写出报道：《张贤亮坦然面对退休》。
2012年11月，一条张贤亮包养5个情妇的谣言在网上疯传，几乎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。一时间，张贤亮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。在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的支持下，我对张贤亮进行了采访并做出公开报道。此前，已有多家媒体记者要采访张贤亮，多被他拒绝了，因为他完全知晓某些媒体的“良苦用心”。但是，当我通过自治区文联提出采访要求时，他就欣然同意、一口答应。在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中，他像对待知己一样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的不满、忧虑和思考。他一口一个“电一呀”，叫得十分亲切，对我简直是倾囊相吐。记得他当时对我说：“我对这类低俗化倾向深感忧虑。现实社会特别是网络上弥漫着一种戾气，而少数人对他人‘隐私’的过度关注又为此推波助澜，这是很可怕、很可恨的。”记得我当时没听清他说的“戾气”，就问了一句，他就耐心地解释这是哪两个字，如何写、是何意。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融洽，我了解到了希望了解的一切，随后写出内容充实的报道：《年过七旬笔耕不辍 躺着中枪令人关注 张贤亮潜心创作“平面”与“立体”文学》。这篇“以正视听”的报道见报后，立即被各大网站和一些报刊转载，事态也迅速平息。一些想借机炒作的媒体，见无处“下蛆”，只好“鸣金收兵”了。4天后，我又就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评论：《莫让谣言愚弄社会舆论》，分析了事件的成因，也指出了其中的教训。有人说“是庄电一给张贤亮解了围”，有人指责我不该写这样的报道，有人甚至怀疑我从张贤亮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。事实上，我在采访后就再未与张贤亮有任何联系，我甚至没有打电话告诉他发稿的情况，我以为如果那样，就有点邀功领赏之嫌。我只是听到自治区文联的同志转告，张贤亮看了报道很高兴，对我表示感谢。
2013年12月，张贤亮获奖小说《灵与肉》被改编成电视剧，他无偿转让了改编权，我及时作出报道。
2014年年初，我听到张贤亮患上不治之症的消息，决定为他作一篇长篇报道，概括、总结他一生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，让社会对他有个全面了解，也给他一点精神安慰。自当记者到此时已近30年了，我还没有对他的文学成就做过正面报道，因为我一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。但此时不同了，对被誉为“宁夏一张名片”的张贤亮，光明日报应该有一篇“盖棺论定”式的报道，这是光明日报的职责，也是我这个驻宁记者的使命。
我的想法得到了报社的支持。为了不打扰病中的张贤亮、也不让他产生误解，我只好进行外围采访，甚至没有与他面对面，也没有向他透露采访的信息，我甚至在报道中只字不提他的病情，以防引来各种猜测和干扰。但是，有人还是敏感地看出了端倪。宁夏有位文史专家事后告诉我：他在看了我在光明日报上发出的报道之后惊呼：贤亮，危矣！这篇题为《张贤亮：好大一棵树》的长篇报道以整版的篇幅，刊登在2014年8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，此时距他病逝只有一个多月时间。我至今不知病中的张贤亮是否看到，是否从中获取一点精神安慰？作为光明日报的记者、作为与张贤亮相识近30年的老朋友，我为能在他在世时推出这篇报道感到欣慰。
有位媒体工作者在微博上评论此事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如饴，这道理今人比古人懂，只是今人的口味比古人重。就说媒体，我的不少同行与被采访对象仅有一面之缘，硬粘软贴，似乎腻歪得不行。看人家《光明日报》庄电一，几番报道张贤亮，有时连照面都不及打一个，大篇文章出来时对方还不知，如此交谊才是真水无香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”
2014年8月20日，张贤亮荣获首届《朔方》文学奖“特别贡献奖”，我做出了报道。2014年9月27日，张贤亮在银川逝世，我不仅立即发出了消息，而且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。在发出逝世的消息后，我又做了追踪式报道《长沟流月去无声》《一人离世万人悲——社会各界对张贤亮的缅怀》。此后，我接受了北京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记者长达四小时的采访，介绍了我心目中的张贤亮。2015年6月，我对他的小说《灵与肉》改编成电视剧做了报道。2015年12月，有关方面举办“张贤亮——文学与西部大地研讨会”，我又以《宁夏人民不会忘记他！》为题，发表一篇特写。2016年，我以自治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“关于兴建张贤亮文学馆的建议”。2019年，张贤亮画册出版，我不仅应邀出席而且在网上发出了报道。此时，我已经退休三年了。
回顾与张贤亮断断续续交往的历程，我也有点遗憾：我没有向他要过一本书，也没有与他合过一次影，没有向他索要过签名，更没有向他提过任何要求，我甚至没有与他同桌吃过饭。有人曾不止一次在我耳边吹风，说张贤亮的字很值钱，向他索字的人很多，但我从没有张过口。如果让我拿出与张贤亮亲密交往的证据，我还真拿不出来。我与他的交往，真的如古人所说的君子之交，真的是淡淡如水。当然，如果有机会弥补遗憾的话，我还是希望与他合个影、留个念。
作为一名记者，我虽然没有从张贤亮那里得到过任何回报，但我还是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特别是对我的文字工作也有深远的影响，我为此生能与张贤亮有过交往并且做了一点有益的事而感到自豪。
“忆昔午桥桥上饮,坐中多是豪英。长沟流月去无声。”张贤亮，这位非宁夏籍的作家、企业家，在宁夏没有虚度年华，他用近60年的岁月，在宁夏书写了自己人生的华丽篇章。他虽然永远离开了宁夏、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，但宁夏和宁夏人民不会忘记他。他对宁夏文化旅游事业的影响、对宁夏经济社会的影响都将继续，而且会持续到久远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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