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对改革开放的人，有的时候表现的非常让人哭笑不得，就比如这个关于出生率的问题，充分反应了他们智商方面的问题。
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是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，绝大多数都是手工农业时代的自然经济模式。那时候农村人的追求，几乎就是用粮食填饱肚子，其它方面的追求根本就谈不上。当时来说不要说计划生育观念，就算是有人不想生孩子，也完全不可能，因为根本没有任何节育措施可以采取。
第一、中国计划生育的提出。
1957年马寅初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《新人口论》，提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三点建议：一是进行新的人口普查，坚持进行人口动态统计，在此基础上确定人口政策；二是大力宣传，破除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’和“五世其昌”等封建传统观念，实行晚婚。实行生两个孩子有奖，生三个孩子征税，生四个孩子征重税；三是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，主张避孕，反对人流。
这充分说明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，已经摆在了专家学者面前，认为应该及时采取计划生育的措施。
第二，为什么没有早点采取计划生育措施。
实际上，马寅初的出发点虽然是为国家发展大局考虑，但他的意见却遭到了当时的很多领导反对，说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可行性。
没有可行性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足，无法满足全国的人口采取节育措施需要的物资。另外一个原因，当时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，在工业能力不足的情况下，人口资源就是我们最大的资源优势。
第三个原因是，当时的我国农村，文盲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。多子多福一直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，不管是一个生产队还是一个家庭，没有劳动力就等于没有了一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宣传计划生育的难度，可能要比清军入关后剃发易服的难度更大。
第三，那时候生养孩子的成本低原因是需求低能活下来就行。
对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来说，农村人口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，生养孩子的成本低到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地步。
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，农村人生了孩子只有母乳吃，母乳不够吃就跟着大人一起喝小米粥玉米面粥。两三岁开始能走路了，就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在外边玩，只要保证了吃穿就不需要任何资金投入。甚至，吃穿就算不足，冻点饿点只要不死，生了病从地里找点草药，能治好就治好了，治不好夭折的也不少。
第四，当时的教育成本低，主要原因是教育没有出口。
同时，那时候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，除了一年一两块钱的学费书费，就只需要一张纸一根铅笔。在本村上完五年级，每年用在教育上的花费虽然不大，也有五六元。所以很多人家的孩子不上学，或者早早的就辍学，到地里割草补贴家用。
之所以很多家庭不重视孩子教育，原因是所有受教育的人，初中或者高中毕业，农村的直接去种地，城市的一开始安排工作，后来也去农村种地。所以学习成绩什么的，基本不用考虑。这样教育的成本，因为教育动力不足，跟现在的人们没法相比。
第五，那时候住房成本低，不像现代人这么讲究，只要有个地方睡就可以。
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庭，不管家里有几个孩子，家里的房子祖上传下来几间就住几间。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，农村盖房子的家庭极少，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。所以一家人挤在原有的房子里，好几个人挤在大炕上。
家里有孩子大了该结婚了，也没有女方单独要房子，知道根本就不可能有。结婚的需要单独占一间房，就只有其他人往别的房间里挤这一个办法，新婚夫妻与其他人住双里间，一般屋子连个门都没有，只好在门口挂个门帘。1975年以后，开始有盖新土坯房或者砖包皮房子的，情况有所好转。
城市的住房情况，与农村正好反过来。五十年代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各单位一般有房子分，一家一间两间或者三间的，跟《父母爱情里》的情况差不多，随后十几二十年就一直那样。新参加工作的，大多数连个单身宿舍也不会有，需要跟别人合住集体宿舍。城市的孩子大了要结婚，同样没人提房子作为条件，也只需要一间屋子能住在一起就行。为了结婚，当时城市人能想到的办法都想过了，只要有一间屋子住，不拘什么情况。有的家庭自己找材料在空地搭盖，可以参考电视剧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》或电影《没事偷着乐》，当时北京上海就那种情况其它地方可想而知。或者也有很多人，在单位找一间废弃的库房，或者不管什么房，只要能挡雨就行。
第六，现代人生育意愿低，不是因为养不起。
经济越发达，年轻人生育意愿越低，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，跟养不起没多大关系。这个是大家都明白的情况，不明白的只可能是口头不明白，就不多说了。